中国第四次婚姻革命：不确定性成最大特征

　　下一代难产

　　在北京工作的梅小姐准备在“十一黄金周”回家办婚礼。“其实，我们2004年就领了结婚证。”梅觉得很搞笑，“在父母眼里，没办婚礼就不算真正的结婚。”她将这场婚姻定性为应酬，对这套繁文缛节，她和她的先生都厌恶不已。尽管他们已经在北京买了住房，在深圳的公公还是精心地为他们准备了一处暂住的新房，托关系为他们在“十一黄金周”预定了酒店，并告诉他们，“一切不用你们操心，只要回来出席一下就可以了。”

　　未被长辈看作已经结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孩子，而公婆把这归结为没有办酒席。“我婆婆总跟我说，不办婚礼她就没办法抱孙子，其实，办了婚礼我也不打算马上要孩子。”

　　尽管中国人的初婚年龄20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生育年龄却逐步推迟。“这与计划生育政策无关，”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跃生说，“我们称之为自愿推迟生育。”

　　没有马上要孩子的原因很多，梅小姐在公司里是骨干，如果马上生孩子，就意味着要请长假，这肯定会影响到她的前程。此外她刚考察过小区的幼儿园，“号称双语幼儿园，100多个孩子一个外教，一个月要1000多元的学费，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年也就1000多元，想想真叫人抓狂。”梅小姐说。

　　从幼儿园起就不能落后，这成了许多年轻父母教养子女的标准，因此，如果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年轻人绝不愿意结婚，他们把这看作为下一代的成长创造条件。而就算有了房子，如果没有万事俱备，也绝不轻易让子女降生，梅小姐把这称为“对下一代负责”，“如果不能保证我的孩子有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能培养成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能站住脚的人才，我情愿不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闪婚后的简约生活

　　1979年出生的陈浩和1981年出生的文丽是今年3月份在网上认识的，那时，文丽正经受着失恋的痛苦，借着QQ向陌生网友倾诉心中的苦楚。“我那时天天晚上在网上陪她，督促她吃东西，哄她睡觉，有一个月的时间。”陈浩的真诚感动了文丽，文丽决定开始一段新的甜蜜爱情。5月1日，陈浩从北京飞到重庆，3日，他们便打算结婚了。7月，陈浩研究生毕业，在重庆谋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当月，他跟文丽举办了婚礼。

　　在经历了一段典型的闪婚之后，文丽发现婚后的生活一度并不如想象中美好。“我们常常会为谁刷碗、谁擦地的小事争吵，”文丽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的很讨厌。”文丽与她的女伴们商量后一致认为，小日子要想过得好，就要尽量避免在锅碗瓢盆的小事上起纷争，根本的一条原则是：要么都不做，要么一起做。

　　他们最终找到了解决之道。现在，去陈浩和文丽家的朋友都会惊诧于他们简约的生活方式：厨房的碗筷全部是一次性的，另外还包括一叠一次性桌布，“这回连桌子都省得擦了。”文丽得意地说。

　　8月初，陈浩的母亲从外地来看过他们一次，这次见面简直变成了一场灾难。虽然小两口为此特地劳动了一上午，“但婆婆好像还是不满意，而且流露出我没有好好照顾她儿子的意思。”文丽说，“我承担了家庭一半的收入，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也很累，可是我们的父母一代却还坚持认为家务活是女性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