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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四次婚姻革命:不确定性成最大特征

文章来源:转载  文章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09-08-09

  为了“批量”地解决官兵的婚姻问题,当时的军区司令王震于1950年初秋,亲自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没有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

  除此之外,王震还向陈毅伸手要了战争时期留下来的2000人女兵队伍,并指示到山东老区去征兵,把一些战争时期失去丈夫的寡妇也征召入伍。除此之外,还在上海征召了900多名改造过的妓女入伍。

  幸与不幸,人生的吊诡

  在进入部队后,女兵们开始了解到部分真相,经过一番无奈的挣扎后,纷纷服从了组织安排的婚姻。虽然也有少部分性格刚烈的女兵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终身伴侣,但后来卢一萍走访时,却发现“那些当时突破层层阻力,自由选择爱人的,一生反而比较坎坷,老时养老金也普遍比较微薄,子女教育也不尽如人意,总的看来,未必比组织包办的幸福”。

  “那些能够顶住压力自主选择丈夫的,普遍自身文化程度比较高,她们所选择的伴侣,多数都是年轻而且富有才华的。在随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他们的才华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他们很少有人能够逃避政治风暴,一生坎坷多磨,子女教育也被耽搁了。”卢一萍说,“反而是那些服从了组织包办婚姻的湘女,一生比较顺利,老年时生活也比较有保障。因为组织当时为她们选择的主要是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出身根正苗红,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们能更好地保护家人。”

  但无论结局如何,老人们对她们的婚姻经历,对所谓的政治包办,对于这段历史,始终带着强烈的否定态度。在这段隐没的历史里,有许多人希望能够有人真实地记录关于她们的一切,但也有人选择了沉默。卢一萍曾经辗转4000公里,去拜访一位女兵,但几经周转终于见到老人后,老人却突然拒绝了采访。卢一萍表示深切理解,对于她来说,回首往事是一件很难承受的事情,就连他自己,在倾听了上百次别人的坎坷经历后,也深感人生的沉痛不堪其负。“我的书出来后,她们普遍很感激,因为有人把真实的东西记录了下来。”卢一萍说。

  流为传说

  当年的女兵今天普遍已经到了70岁以上,分散在新疆以及她们老家各地,由于结婚时就有年龄差异,许多人的老伴已经去世,而当时的决策者也普遍不在了,这也许是人们能够直面历史的原因。卢一萍很庆幸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机遇,如果再过几年,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记忆准确度将会使他们的回忆大打折扣。

  “我们中国人普遍有一种情绪,在若干年后再回忆某段历史,就不再肯认真面对,而总是带着一种轻松调笑的语气,过去就过去了呗,这种不入正史的历史就这样慢慢湮灭。就像当时的女兵见到了负责征兵的熊晃,也只是半带开玩笑地责备,并不打算去追究他的责任。”卢一萍说。

  在卢一萍看来,这样的作品如果能让新闻记者或者历史研究者来完成应该更好,因为他毕竟是一名作家,而作家在写东西时,总难免带上自己的情感。令他感到不安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学者把这段历史当作一个题目来进行研究,“难道这一类的历史,就只能以传说的形式流传下去?”

  孔方兄插足

  金钱对于婚姻的侵犯来得猝不及防,而人们总是把它归结为道德问题

  -顺次:第三次婚姻革命

  -标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时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但影响至今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句话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以经济建设为纲”,恐怕没有人想到这句话也被广泛应用到中国人的一切领域之中,包括婚姻。

  婚姻的新革命来自政治从中国人生活中的淡出,以及这个时代的新追求,当物质取代政治、成为整个国家和人民追求的第一要素后,它无疑也在婚姻生活中成为左右人们行为选择的具体要素,物质主义成为婚姻的主题词。

  与此同时,左右婚姻行为的另一要素法律在1980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修订后的《婚姻法》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依据,中国人离婚开始变得容易,进出婚姻的门槛放底,从1980年开始,离婚开始成为中国式婚姻中正常存在的一个部分。

  “三转一响”

  随着一系列的嘲讽相声,“三转一响”成为一个流行词语,并很快变成“三转两响”,这个源于农村的词语很快成为中国人通行的彩礼标准,随着“三转两响”一同而来的还有崭新的住房,结婚成本成了中国人,尤其是拥有儿子的中国人的一项最重大的支出。与之般配的流行词语还有“高价女”,以及“拐卖婚姻”。在福建、江苏等盛行高彩礼高陪嫁的地区,从贫困地区买媳妇成了摆脱高彩礼的一种方法,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问题。

  可见通过数据看见的一大现状是,这种对物质的盲目追求并未获得幸福和稳定的婚姻,当人们发现错误后,又急忙去修正它。据一项对中国11个区县统计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离婚者中,有22%结婚不到一年,另有22.2%的人结婚不满两年,2/3以上的离婚事件在婚后4年内发生。

文章选编:林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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