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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治疗的诞生背景

文章来源:马一波,钟华.《叙事心理学》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8-08-19

来源: 华夏心理网 签发时间:2008-02-27 23:33
      后现代主义相信主观的事实真相,也就是说事实真相会随着使用的观察历程的不同而改变,事实真相取决于语言的使用,并且大部分受到人们所处的背景环境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以否定、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去中心多元化、提倡差异性与创造性为基本精神。
  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叙事心理治疗的创始人临床心理学家麦克·怀特及新西兰的大卫·爱普斯顿,在长期的家庭治疗实践中发现:来访者症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而且往往是由来访者自己主观建构的,并且经常是不同角度的人看问题的真相也不一致。同一个来访者的问题,不同治疗流派的治疗师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因此,各种心理治疗流派用语言建构出来的心理治疗假说,只能是冰山一角的反映,充其量只能如同盲人摸象般得出片面的认识。他们认为,个人的经验从根本上来说是模糊的,也就是说它的意义不是天生的或是显在的,而是要通过多重的解释才能够显现出来的。因此,他们认为问题是被保持在语言中的,所以问题也可以通过叙事在谈话中溶解。于是,一种富有后现代主义精神且真正以人为本的后现代心理疗法———叙事心理治疗就诞生了。

为什么叙事治疗法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兴起,而不是在心理学发展的主要代表地美国兴起?为什么叙事治疗得到如此多的关注?

    这个问题首先得从两位创始人的经历说起,麦克.怀特,194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是家庭主妇。怀特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办公室文案,之后做过庭院美化师,很快他发现自己对机器并不感兴趣,反而对操作机器的“人”有浓厚的兴趣。后来,20岁出头的怀特接受了社会工作的训练,并开始受到家庭治疗法的吸引。于是他在阿德莱德的皇家儿童医院找到一份工作:社会工作者。

就是在这家医院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怀特发现在心理治疗实践中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例如医院管理的等级制度,参与研究的病人被当作“物”(object)而非人等等,这些现象促使怀特决心挑战权威。

怀特最初专注于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控制论思想,后来逐渐对人们如何在生活中建构意义的方式产生了兴趣。怀特认为人的生活是通过叙事组织起来的,故事不仅仅是一面反映生活的镜子,相反,生活是在叙事的过程中被组织并得以建构的。怀特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即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向他人表达对生活的体验。怀特还认为,一个家庭背后有很多的因素,如历史、社会、文化等,这些构成了家庭的框架。

他的创造性思想成为叙事治疗的基本原则,治疗师必须努力去理解当事人的个人信仰、自我概念以及社会关系,这才能够鼓励当事人一一无论是个体还是家庭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更具适应性的、更有效的互动模式。怀特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了叙事疗法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当事人战胜消极情绪所怀有的坚定不移的乐观态度,这也是叙事治疗师必须具备的潜质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期,怀特离开了公立心理治疗机构,与另一位社会工作者一道进入一家私人治疗诊所。20世纪80年代中期,怀特与妻子切里尔·怀特(Cheryl White)一起创立了达尔威奇治疗中心,并出版发行了《达尔维奇治疗中心期刊》。

    怀特的合作者戴维.爱普斯顿(David Epston)出生于加拿大,他最初学的是人类学,后来移居新西兰。与怀特一样,爱普斯顿也是先供职于奥克兰的一家公立医院,研究儿童与青少年问题,家庭治疗对爱普斯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之后转到私人机构工作,人类学的背景使爱普斯顿对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较为敏感,同时,他关注文化对个人信仰的影响。叙事治疗法对仪式的使用就来源于爱普斯顿的人类学经历。

    怀特和爱普斯顿都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生育高峰期,这一代人在童年时期的活动均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定的政治色彩,成长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种对核武器及战争的恐惧,他们反对政治权力的统治,这一代人更有可能挑战现有的社会准则,这可以说是叙事治疗兴起的历史原因。两人对当时治疗界盛行的一些权威意识持反对态度。

更有趣的是,两人的妻子都是女权主义者,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的妻子对他们工作方向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支持或是挑战。两人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分别进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家庭治疗领域,当时,怀特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家庭治疗》杂志的第一主编。

    从社会因素来看,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尤其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思想为叙事治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福柯的影响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哲学、人类学到社会学。根据福柯的观点,将个体的生活故事与其生活本身联系起来是叙事治疗的关键。叙事治疗对传统心理治疗法提出了挑战,因为后者是实体论,是把当事人作为研究对象。其实在20世纪的后30年,随着家庭治疗进一步发展,已经有很多人表达了对传统治疗的不满,例如莱恩( Laing, R. D.)和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主张将权力还给病人。另外,叙事治疗的兴起也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因为有了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一种思想可以很快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那么,为什么叙事治疗这一新的治疗取向会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兴起,而不是在美国或欧洲?这可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历史文化有关。澳大利亚移民居多,很多家庭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长大,成年后可能在两三个国家工作过,这样的体验可能导致以下两个文化特征:认同感的发展和对权威的怀疑。对个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对权威的挑战,例如种族特权、等级、性偏好等传统问题,这有利于个体自我认同感的发展。事实上,文化存在论是叙事学的基础,不崇拜权威、平等主义的文化传统与后现代思潮的结合,最终促进了叙事治疗法的兴起。

文章选编:公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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