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许多年轻人希望走进演艺圈，希望出名、希望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心理虽然受到批评，但不可否认地存在，并且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你当初是怎么会选择学习表演的？第一次塑造的角色是什么？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陈道明：那时候因为我是肯定要上山下乡的，根据我的条件。我们中学有位老师叫陈建同(音)，这个老师对我非常好。好像那时候各个团体都在招人，从部队的一直到地方的都在招收新的所谓的文艺力量，我们这个老师，只要来个团体，他就给我推荐一下，正好天津人艺来招生，他又领我去了，他说你必须得去，我说我不去，他说，必须得去。就这么阴错阳差的，就考上了。
　　1982年，我出演了《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那是我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时代久远，我想不起这个戏怎么找到我的。这个戏当时拍了8个月，我和于莉合作，从北京到北大荒，酷热和严寒我都尝到了。
　　我在戏剧舞台上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形象。《屈原》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演的，《蔡文姬》里我演的是曹丕，那个是我有台词的角色。后来我又演了一个《钗头凤》，在这个之前，我不是兵甲就是兵乙，一直跑龙套。

　　常常会听到一些演员说，自己沉浸在一个角色中出不来，甚至把那个状态带进生活。在入戏和出戏“两扇门”之间，你如何切换自己的状态？

　　陈道明：我曾对演戏的最高境界下过一个定义——“无语”。所谓‘无语’就是无杂，各种杂念都不在了，没什么可想的了，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做‘游戏’。讲什么？有什么可讲的？”
　　我演戏演到最好的时候，那种状态说出来可能你都很难理解——就是我能看见我自己。我很清楚有一个第二个自我在一旁，还就坐在旁边那个树杈上在看着第一个自我在这里表演，他不断地在帮着我来修正，他告诉我怎么做——灵魂出壳的感觉——这就是我最好的状态，这时候导演都停不了机——很长时间的表演。这种状态在《冬至》时的曾有过。剧中有一段戏是让我爬上一个三十多米高的废旧水塔，演陈一平跳“塔”自杀。而那个水塔上凸出来的供攀登的一级级铁条梯，由于年久失修，很多螺丝都脱落了，当时，也来不及配备保险设施，我就告诉他们，你们都别上来，我怎么演都别停机。回忆起那场戏，现在都觉得后怕，我都爬到护栏外面去了，裤裆都发紧。后来他们对我说：“道明，你这有点不值，远景人家以为用的是替身，近景还都会认为你拴着安全带。”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当时只能上。

　　你似乎一直都和观众保持一定的距离？你似乎更愿意观众通过你演的角色了解你？你怎么看演员和观众的关系？

　　陈道明：演员呈现给观众的只是表象。有的演员演了英雄人物，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角色从荧屏上走下来会是什么样，在生活中他也许不是英雄。所以说所有的演员在媒体上说的话都是经过“整容”的。
　　我觉得演员和观众的健康比例是这样的，十个人有六个人认可你就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有五个人认可就是不错的演员；有四个人认可就是还可以就是个还可以的演员；有三个人认可是一般演员；有两个人认可就不是好演员了；而只有一个人认可就不要再做演员了。
　　我觉得作为演员有自信是个非常原始的因素，面对褒贬，心态健康很重要。演艺圈是种生态现象，适者生存。

　　有的演员唯恐自己没有曝光率，被关注得不够多。可是，你似乎是倒过来的。刘心武的一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里写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让你成长的那片天地是怎样的呢？

　　陈道明：我喜欢自由自在，在不妨碍和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我心中要自在。拍戏是不自在的，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我不接戏拍不是我要积蓄文化能量之类的，没有那么高尚，我就是想自在。

　　看到有媒体报道说，你可能三五年后考虑隐退，对自己的未来有怎样的计划？如果有一天不做演员了，会想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陈道明：可能三年五年以后，我会退休，离开这个行业，我会停止自己的工作，自己给自己放假。我以前跟制片人朋友开玩笑，我陈道明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视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也不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也别来再找我的麻烦，我是彻底离开，决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动上也见不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