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的语言大部分属于两大语族：雅利安语族和闪米特语族。我们先从雅利安语族开始谈起。这种语族也称作印欧语族，它包括南亚和西亚的一部分语言及几乎整个欧洲的语言。它全部由之发生的最初语言，可能称作原始雅利安语。这种古代语言的语根是怎样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形成为单词的，研究家们可以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形成某种概念，但是，从梵语中可以形成更好的概念，因为在这种语言里，无论是词根，无论是单词的变化，都保存在较为完善的和有规律的状态之中。在梵语中怎样能分辨众所周知的欧洲语言的单词，作为这种工作的一个粗浅的例证，可以从《吠陀经》的第一赞歌中引一行，在那里面，教徒们祈求火神阿格尼（ Agni），使他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对待我们，变成易于接近的，并为了我们的幸福而处在我们的近旁：

　　Sa nah pita-iva sunave Agne su－upayanah bhava：

　　sachasva nah svastaye

　　在这里多少能够鲜明地分辨出跟拉丁语、希腊语和英语有关的单词：nos，Pater，son，ignis，up，be，sequi，euesto等等。虽然原始的雅利安语是已经失掉的语言，语言学家们试图通过把它跟最古的派生语，像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古俄语、哥特语、古爱尔兰语等等相比较，来恢复它。人们立刻就会被承认：只要有过原始的雅利安语，也必有说这种语的民族，而它的后裔也就把这种语言保留到近几世纪。很难带有某种真实性地描绘出原始的雅利安人（参看70页）的形象，因为在其不断的迁移和征服中，他们跟其他种族完全混合了，现在在那些以雅利安语结合起来的民族中，从冰岛人到印度人，加进了极为多种的白人。大家推测，雅利安人居住的早期地方是亚洲内部，或许是现在的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奥克斯（Oxus）和雅克撒尔特（Yaxartes）地区，因为从那里开辟出的为带着其马群和其他畜群的游牧民敞开着的方便之路，一方面进入波斯，另一方面迈向印度。因为印度和波斯在其《圣经》的语言中，比其他地方的语言中保留了较少改变的雅利安语，这就可以断定，入侵的雅利安人所由之进入的那个地方；就在附近某地。但是，这个地方或许更加偏东，在中央亚细亚，或者，按照人类学者中的一个现代学派的意见，挂在集中了白脸的雅利安民族的北欧地区。在这个故乡里，上述的那个地方哪里也不存在。雅利安人是作为野蛮的而不是蒙昧的部族而生活的，他们耕种土地开放牧马群及其他畜群；他们尚武好战，并精通许多日常手艺；他们能制定法律并遵守它们；他们有宗教，热衷于崇拜太阳、天、火和水，并虔诚地信仰自己祖先的神灵。这些民族的奠基者们，带着自己的语言、法律和宗教，顺着光线般四散的路线迁移各地，沿着东南亚和整个欧洲扩散。在这种迁移的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居住着达罗毗荼人、鞑靼人以及无疑还有许多其他从前曾经广泛传播过的民族的地方，像巴斯克人，他们的语言至今还保持在比利牛斯山脉。在那古代语言消失了的地方，关于从前的欧洲居民的证据，只能从他们的坟墓中获得和在现代民族的特点中看到，因为这些特点比起侵入的雅利安人来，常常可能是属于较为原始的民族的。最早移到西方的雅利安帮群可能是凯尔特民族的祖先，因为后者的语言发生了最大的变化，同时，他们出现在遥远的欧洲西方，好像他们是受追随在他们之后的条顿人一斯堪的纳维亚部族——自己的远亲而非朋友所排挤。希腊一意大利民族的祖先也来到了西方，暂时还没有到达地中海。现在占据着东欧的斯拉夫民族最后来到。从其语言和其地理分布中所能得到的关于雅利安民族早期的知识就是这些。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并不是历史最早期；当时在这个舞台上，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早已起了主要作用。雅利安人出现在基督世纪之前最后的千年之内，当时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佛教，这个教现在在世界上信徒最多；当时米太人和波斯人建立了国家，带着常胜军的赛鲁土（Cyrus）也出现了；当时希腊人开始以其惊人的思想力影响着艺术、科学和哲学，而当时的罗马人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和法律制度，这种制度使他们变成了强有力的民族。在最后时期，条顿民族变成了文明的原动力；而起初这个民族却是以文明的破坏者的身份出现的。雅利安民族在现代世界上仍然保持着侵略和统一其他民族的生涯；而这种生涯，它们从史前时期就开始了。在曾是人所共知的古代的世界范围之外，在遥远的大陆上和岛上现在还在说着雅利安语。一种情况，这是来自欧洲的白人殖民者的后裔，那些殖民者屠杀或赶走了从前的当地居民；另一种情况，象在墨西哥或秘鲁一样，这是跟上著民族合为一体的同样的欧洲人的后裔。

　　我们现在转到下一个语族——闪米特语族的语言上来。在古代希伯来语的基础上最容易形成关于这个语族的概念。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语言学研究者，最低限度都应当这样熟悉希伯来语，以便分析《创世记》中的若干章，因为通常在英国研究的所有其他语言，都属于雅利安语族；这可以通过熟悉由其他材料所组成的语言而把研究者的思想引出常轨。数量极为适中的语根，大部分是由三个辅音组成，改变它们的元音和词冠，语言的大部分就是依此规律形成。古代欧洲词汇普遍按语根配置。例如，从词根m－l－ch产生了具有“统治”意义的动词和名词的形式。如 malach——“他统治了”， malchu——“他们统治了”，yimloch——“他将统治”，timloch——“你将统治”，melech——“皇帝”（以梅尔奇-泽德克Melchi－zedek命名的“公正皇帝”是尽人皆知的），melachim——“皇帝们”，malchenu——“我们的皇帝”，malchah——“皇后”，mamlachah——“王国”等等。属于闪米特语族的最主要的语言是亚述语，古代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和埃塞俄比亚语。所有这些语言由之产生的最初的语言，最好的代表是由高地最古老的碑铭上的亚述语和沙漠上的贝都英人相互之间所说的阿拉伯语。说闪米特语的古代的最新民族，主要属于黑发白皮肤的种族，他们彼此十分相似的那种型式，现在最鲜明地表现在那生着鹰勾鼻、厚唇和黑色曲发的希伯来人的脸上和头上。但是，根据面部的一种特征，还不能在所有黑发白肤色的大量民族中区分出希伯来人、亚述人和阿拉伯人。在这里，语言的作用就正好表现了出来。语言证明，某一个部族相互之间是由一个古代民族的共同起源来联系的；这个古代民族所说的是一种为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提供基础的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些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在有史时期之初生活在西南亚，并打发他们迁移出去的部族建立新的部族，而这些新部族的功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篇章之一。亚述侵略者采纳了较古的粗野的文明，并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腓尼基人变成了古代世界伟大的商业民族，他们把自己的商业殖民分散到地中海沿岸，并把自己的商业带到了远东，同时，他们不仅到处分送纺织品和香料，而且也在新地区内传播艺术和思想，而那些笨拙的象形文字，也就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了字母。以色列人，虽然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从来也没有达到像他们在宗教领域中所实现的占领那样强大或达到那种文化阶段，同时，亚述和腓尼基神庙中被崇拜的一群神消失了，对耶和华的崇拜过渡到对基督的崇拜，并且把这种崇拜传播到了全世界。较其他为晚的阿拉伯的尚武好战的部族，带着他们的先知的旗帜在他们周围的民族中建立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这种伊斯兰教在中世纪代表了一种文明力量，即使是现在，在它衰落的日子里，仍然影响着从西非到远东岛屿的世界。

　　古代埃及人的语言，虽然不可能跟古希伯来语一起放在闪米特语族之内，但在某些重要点上仍然跟它是相类似的。这无论是由于什么——是由于在埃及的两个种族之间的长期关系，或是由于在起源方面的某种较深的联系而决定的。这类相似也同样表现在北非的柏柏尔语中。这些难题在这里只能提一下。曾经做过一些尝试，——虽然这些尝试最终并没有获得特殊的成就，那就是试图证明雅利安语和闪米特语本身出自同一种原始语言。如果是这样，那么变化的时代把共同起源的痕迹大大地磨灭了，因而语言学的比较也不能够证明它。谈起雅利安语族和闪米特语族，应当提到，许多语言学家把它们结合起来，归属于一类，这是因为它们两者同是由“词尾变化”的语言构成的，或者这样，它们把词根和词冠混合到改变同根本身的程度，以致常常不易捉摸到哪里是词根的结尾和哪里是词冠的开端，——而这在希腊语法中任何一位新手都是十分清楚的。当然，词尾变化的语族具有精密紧凑、便于自学的性能，这种性能又把极为丰富的表现力和精确性赋予了像希腊语和阿拉伯语那样的富有诗意的和富于哲理的语言。但是，类似的词尾变化的语言和其他民族（例如，鞑靼人）的连结（结合）的语言间结构上的区别，一点也不明显。假如能够按迹探求雅利安语族和闪米特语族属于同一种原始语族，这仍然证明不了所有白色种族的语言都属于同一种原始语言，因为高加索的格鲁吉亚语，比利牛斯山脉的巴斯克语和许多其他语言仍然处在这种语族之外，很明显，它们既跟某些大的语族没有联系，相互之间也没有联系。

　　在亚洲的中部和北部，在草原上或在凄凉的北方冻土带和森林之中，逐水草而居的狩猎或游牧民族显示出身材短粗、皮肤黝黑兼黄的鞑靼型或蒙古型，他们说着属于同一语族的语言，那就是满语和蒙语。虽然这些鞑靼语或图兰语主要属于亚洲，但也在欧洲确立了下来。在较远的时期，粗野的鞑靼部族在北欧扩展，但是随他们之后而侵入的雅利安人又把他们赶走了，所以最后，在现在，继续说鞑靼语的只是一些边疆的极端混血的残余，像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和拉普人。在较后一时期历史讲述着，鞑靼种族群、匈奴和土耳其人侵入欧洲．他们也征服了雅利安民族。现在，匈牙利语和土耳其语，仍然是从中央亚细亚来的这些侵略骚乱的回声。开始，鞑靼军队是作为一群野蛮人出现在历史上的，现在，许多部族仍然是那种野蛮人，但是它们的主要民族已经变成了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接受了这些宗教中的每一种所固有的文明。鞑靼语属于接合语，这种语言组成单词时是先放置表示意义的词根，然后再给它补加后缀，一连串后缀改变着这种意义的形态。例如，从土耳其的词根sev——“爱”产生了sevishdirilmdiler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不能强迫他们彼此相爱”。在这一部类的某些语言中，著名的元音同音规律要求后缀使自己的元音和语根元音相一致，这好像是为了使听者清楚：该后缀属于该语根。例如，匈牙利语haz——“房屋”形成 hazam——“我的房屋”，而 szek——“椅子”形成szekem——“我的椅子”。

　　东南亚稠密的居民，包括缅甸人，泰国人，特别是中国人；这些居民表现着跟鞑靼人或蒙古人明显相近的肤色和面部特征的型式。但是，他们语言的一般性质是各不相同的。汉语是由单音节的词组成的，它的每一个词都具有自己的真实的或语法的意义，因此，我们历来用单音节的词写的供小孩子用的书，可以提供关于汉语句子的某种概念。和中国邻近的其他种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运用单音词的性质，因为这种性质把其语言的词汇量限制到很不方便的小数目，于是这种语言就求助于通过变化词的音调或语调来改变词的意义的方法，例如，泰国人的音节na，按照音节的变化来看，意思可能是“传染病”，或数词“五”，或动词“寻找”。因此，在英语中用来表现精神波动或用来区别问答的语调，在遥远的东方却被成功地用来创造完全不同的词。举例来说，当需要某种表现意义的手段时，语言就采取一切适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看一看亚洲的地图，看看被这一东南类型的民族所占据的地区，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彼此这样邻近的地区的各民族开头就说单音节的词，并不是由于某种偶然性，显然这种性质是出自一个共同的乡土源泉，而赋予所有这些语言以共同的族性。这些单音节的语言常常被用来阐明：单纯幼稚的原始人类语言的构造可能像什么。但是，必须提出，汉语或泰语无论怎样单纯，也不能相信它们是原始语言。幼稚的汉语句子可能完全不是原始性的，而是可能由于较古的复杂语法的衰亡而产生的，就像我们的英语力求截短长词并抛弃为我们的祖先所采用的词尾变化那样。中华民族像埃及民族及巴比伦民族一样，远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脱离野蛮状态之前，就达到了极为高度的人工文明。至今仍不明白，古代的巴比伦人属于哪个种族，他们说阿卡得语（Akkadian tongue），但是，这种语言或许跟鞑靼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似。

　　我们已经看到（参看第77页）马来人，密克罗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马尔加什人——各种各样的和混血的居民，被蒙古种族的一部分借助于一个带有马来- 波利尼西亚名称的语族，联合在它那广大的、海洋般的、占据了地球一半的地区之内。这个语族所由之发生的原始语言可能属于亚洲，因为在马来亚地区语法较为复杂，并且在语言中有像tasik——“海”和langit——“天空”这些单词；同时，在新西兰的各岛上和夏威夷群岛上，这些词就变成为 tat和 lai，——随着一个种族迁移到远离故土并陷入海洋岛民的野蛮生活之中，语言好像也变得较为简略而无定形了。

　　印度大陆没有丧失在雅利安人入侵为印度居民奠定基础之前居住在这个地方的部族的语言。特别是在南方，全部民族——虽然也已掌握了印度文明——都说属于达罗毗荼语族的语言。泰米尔语、泰卢固语（Telugu）和卡纳里语（Canarese）就是这种语言。印度居民这些成分的重要性，由下面可以看出：除了那些靠近北方地区的残余以外，这些非雅利安语仍流行在涅尔布达（Nerbudda）往南的大印度三角形最广大地区。但是，在印度也有许多混血部族说雅利安方言；或许，在这些混血部族的血管里只流动着极少量的雅利安血液。在锡兰的森林里，可以找到世界上唯一过着蒙昧生活而同时说着和我们相近的雅利安语的民族。这就是维达人和“狩猎人”，懦弱的蒙昧人，他们用树枝搭窝棚，吃野禽和野蜜，看样子，他们是森林土著跟僧伽罗人的低等级的混合体，他们说的是后者的不连贯的语言。

　　在黑色人种民族中，安达曼人和巴布亚人在种族上跟非洲的黑人有没有联系全一样，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语言都没有表现出同源关系。同样，非洲的黑人也并不完全说同一语族的语言；相反，另一些方言，如曼丁哥人的语言，在中非和南非大语族中是特殊者。这中非和南非，按部族说称为班图，而这个部族却直称作“人们”（ba－ntu）。班图语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把词冠放在词的开头（这跟鞑靼语完全相反）。例如，非洲的魔法师称作mganga，它的多数是waganga——“魔法师们”。有个地区的卡菲尔人带有人所共知的名字basuto，是多数的形式；个别土著称作mosuto，他们的地方是lesuto，他们的语言是sesuto，他们的性格或品质是bosuto。在南非，有一种和其他语族极为不同的语族，称作霍屯督-布须曼语族，它在“发倒吸气音”（Clicks）方面是非常卓越的，这种“发倒吸气音”在单词中起辅音作用，极像我们的保姆对孩子和驭者对马所做的那种用语言发出的纺丝声。最后，如果我们转向美洲，我们就将发现，它的土著语言分化为许多语族。其中某些，有一两个单词是英国读者所共知的，例如，北冰洋岸边的爱斯基摩语以单词kayak——单人小船而为人所熟知，我们划的小船就是按照它的样式制造出来的。殖民时代最初期盛行于英吉利到弗吉尼亚的阿尔衮琴语，给了我们 mocassin（印第安人的鞋）和 tomahawk（特殊的斧子）；墨西哥的阿兹特克语以ocelot（当地的野猫）和大豆cacao而著名；图皮- 加勒比语（Tupi-Carib）是西印度和巴西森林地带的语言，在那些地方有 toucan（巨嘴鸟）和jaguar；最后．奇楚亚语（Quichua）或秘鲁语作为印加语（inca）而著名。

　　在对最主要语族所作的简述的结尾应当指出，还有许多其他的语族，其中某些是由数量很多的方言组成的，某些甚至是由一种方言而成的。整个说来，大概有五十种到一百种语族，它们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还役有被多少令人满意地指出过。诚然可以预料，它们之中现在好像完全独立的两三种，在更细致的研究下，过不久就可能判明是一种语族的分支，但是，要使所有语族都能够通过类似的方法，像一种原始语言的各个旁支那样碰到一起，那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关于只有一种原始语言，还是过去曾有过许多原始语言的问题，非常有利于引起人们把语言作科学的比较。上面这两种理论，都提出了阐明世界语言现状的要求。一方面，能够证明所有的语言都来自一种原始语言，这原始语言的分支彼此分散得非常之远，以致常常不可能发现各独立分支之间有什么联系；另一方面，如果开始有若干原始语言，其中存在下来的语言成了语族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假如——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语言最初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这形成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延展了漫长的时期，甚至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那么一般地寻求原始语言就十分无益了（参看第10O页）。在现在语言学状况有了改善的条件下，由某些语言去追溯那些最初语言想必由之发生而现已消亡的原始语，是较为合理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研究不只在语言本身的历史方面，而且在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方面，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例如，提供了解答使太平洋各岛住满人口问题的钥匙，并且证明了古代不列颠人跟英国人和在他们之后来到我国的丹麦人之间的遥远的关系。但是，虽然语言在研究民族历史时作为参考材料和指南极为重要，却仍然不应当指望它能为我们完全阐明某一种族的起源，或引导我们到达它的起点。黑人不全说一种语族的语言，黄种人、浅黑肤色的人和白人也都一样。在研究民族最初期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语言能够远远地向前引导我们，常常比任何历史证据都要远得多，但是，它们未必能够把我们引导到——虽然接近于——各大人类种族的起源，更少可能引导到全人类的起源。

　　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形声文字——中国文字——楔形文字——埃及文字——正字法——印刷出版

　　尽管我们早在儿童时期就学习读写了，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机会目睹这种奇妙的双重艺术给任何一种野蛮人所造成的那种惊人印象，我们就未必能想象出这种艺术在文明人的生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在原始人中甚至没有关于类似事物的可能性的概念。

　　从太平洋岛屿上来的传教士约翰·威廉斯叙述说，有一天，他在森林里做木匠活儿的时候，把直角尺忘在家里，就用一块炭在木片上写了请请把这件东西给他送来。他把这个临时写的便条托一位土著的首领带给妻子。这位土著首领极为惊讶地发现，木片没有嘴却能说话。他后来就把这个木片长期地带在脖子上，并且向他的同种族的人们讲述这木片的令人惊异的性能。

　　在南非，有一个代理信差的黑人，习惯于在去邻村的路上闲看闲聊。在这个时候，他就把信藏在石头底下，因为他怕这些信会忽然谈起他的偶发事件，而它们本来是应向自己的收信人谈别的事情的。

　　但是，不管读写艺术对原始人来说是如何莫名其妙，它的发展是通过很少的阶段完成的。可能这些阶段是非常困难的，然而现在，这些阶段已经过去之后，了解它们就不那么困难了。

　　假如我们的传教士在木片上绘出他的直角尺的图形，那么，那个士著人对他从所传交的便条就一点也不会感到莫名其妙了。他会立刻明白，传教士要直角尺，他请求把送来。所以，我们就应该从这一步开始，按迹探求文字发展的全部历贝进程。

　　图2O就是北美狩猎部落所使用的象形文字的范例。这里描绘着越过上方的一个湖泊的远征。画中，首领骑在马上，手中拿着魔鼓棰，五十一个远征的参加者坐在五只船上。首领的同盟者坐在第一只船上，他的名字叫基什开姆纳采依（ Kishkemunazee），用那只鸟的图画来表示。他们来到了湖的彼岸，很明显，这是用陆上的龟来表示，这只龟是领土的一种标志；而天穹下那三个太阳的图画，则表明渡过去用了三天的时间。这种传达思想的手段就其简单来说是很幼稚的，它大部分是所谈那些物象本身的略图。而那些比简单模仿更适用的方法也同样十分明显易懂。例如，为了表示领土而画的那只龟，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标志或象征。当画那只鸟不是为了表现真正的翠鸟，而是为了表现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向标音或发声的文字跨出的第一步。这种文字的原则，就在于用图形代替聲音。

　　人如何向书写艺术迈出下一步，这从通常儿童的画谜游戏亦即从书写“作为物象”的字中可以看出。这种游戏，也像许多其他游戏一样，在儿童的娱乐形式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内容，即在较早时期对成年人来说是一种严肃的事情。由此可见，如果某个人用画圈来表示水罐和人，并以此来表达“水道工人”（在水下的人），那么，这里用来表达一个词的意义的这种方式，未必比美洲印第安人画的翠鸟画更进一步。

　　在同一些儿童画谜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文字。其中的画所表现的不是词汇各个部分的意义，而是它们的声音。例如，有个英国画谜，画的是一只木桶、一个人在射击和一只枣椰子。按英文发育，桶为“can”，来自为“di” ，枣椰子为“date”。这个谜底是“can-di-date”（候选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虽然也是粗糙的——标音文字。它表明，一般使用的文字实际上是如何发明的。显然，文字不是一下子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发明出来的。古代墨西哥人早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就学会了借助画谜式的图画来表达人名和地名。甚至在使他们开始改奉基督教的时候，他们还力求通过图画使自己的文字适用于新教的拉丁文。例如，他们用拉丁文“Pater noster”来表达“我们的主”这几个字。因为在墨西哥人的语言中，没有“r”（耳）这个音，于是，他们在读这些词时，就读作“Pa－te－noch－te”；他们画一面旗（ pan），一块石头（ te），一个多刺的梨形物（ noch）和又一块石头（图21）。他们又用描绘水（a）和芦荟（me）来组成拉丁文的“amen”（阿门），以结束这个祈祷。

　　这引导我们走向另外一种较为重要的文字体系。在一般中国文字的外形下面，未必有谁能想到这些文字在某个时期跟物象的描绘具有某种共同性。幸而这些文字的以《古代图片》闻名的最近的前驱者传到了现在。对比一下这种材料，我们就确信，最初的文字是物象的精确素描，后来变成用兔毛制做的笔几笔挥成的梗概，最后，变成了现在的速写字形，而这个字形已经看不出和物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图22）。

　　中国人没有停留在这种用图形简单地表达物象上。这种表达距真正的文字还很遥远。现在中国文字的发明家们希望表现声音，但是他们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的语言是由单音词组成的。因此，每一个词都具有若干不同的意义。为了克服这种困难，他们想出了一个组织复杂的标志或由特定标志所伴随的图形的聪明方案。在中国文字中，一部分表示音，另一部分表示词义。例如，中文汉语语音“舟”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如：舟，[舟羽][火舟]，[氵舟]，[讠舟]。因此，居图22首位表示船的这个符号，又在别的单字中反复出现，同时再加上一个给“舟”这个音指明特定意义的符号。在“舟”旁边加了一个“羽”，十分清楚地来表明它的意义——“柔羽毛”；下一个加个“火”，赋予了“舟”以“闪烁”的意义；再下一个加“水”字旁，使“舟”变为“水纹”；最后一个，“言”字旁和“舟”结合起来，就把“舟”变成为“饶舌”。虽然这个例子远不能解释中国文字的全部奥秘，但是，它却仍能使我们了解一些它的发音符号和声音记号或特定符号的运用原则；它还说明为什么中国人为了用祖国语言书写，必须掌握这一系列异常复杂的符号。

　　日本人的语言是较中国人的语言易于掌握的标音文字。日本人从中国宇中创立了自己文字的现在的拼音体系。他们从这些字中选出了一些，把它们简化成为表示声音的符号，用其中之一表示声音“i”，另一个表示“ro”，第三个表示“fa”，等等。于是，由四十七个这类字母（按照头几个字母称它们为“irofa”）组成的一列字母，构成了符号序列的基础，借助这个序列，它们在许多世纪中形成了拼音的日本词，组成了自己的词汇。

　　现在，我们看一看楔形文字（Cuneiform Writing）。我们可以在不列颠博物馆里的巨大尼尼微（Nineveh）人头柱上，或在森纳赫里布（Sennacherib）的图书馆里起书页作用的泥砖上，看到那些文字。这些令人想起成排成批地摆在一起的楔状物或箭头的符号，不很像物像的图画。然而不容置疑，它们是从象形文字发展来的。例如，太阳就是它的粗略的轮廓：画在圆圈中的四道花纹。在器物铭文中的某些组符号，是直接描绘物像的，如男人，女人，河流，房子；同时另一些是按音读，是音节的图形。这种古代文字序列的发明者，显然是阿卡德部族人，是早期巴比伦文明的奠基者。亚述人和波斯人，在最后一些时期，学会了写那些至今仍然可以从遗留在远古纪念碑上的铭文中看到的楔形文字。但是，楔形文字极为拙笨，因此，当它不得不跟字母展开竞赛的时候，它就必然要让位于字母了。

　　 为了探求字母拼音文字的起源，我们必须研究大概比巴比伦的楔形方式还要古老的书写方式，即埃及的象形文字。

　　 最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的铭文，属于纪元前大约千年左右的时期。甚至在这么古的时代，象形文字也已经发展到这样阶段，缮写者在必要时有方法按音表达任何一个词。虽然埃及人也以这种方式达到了用文字表示声音的阶段，但是，他们只是局部地采用这种方法，而用符号来加以配合。因此，牛、星、一双草鞋的简单图形就能够表示牛、星、草鞋。甚至当表示词的声音时，他们也有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附加一些所谓图鉴，也就是断定或解释所表达的词的意义的图形。

　　下列的简短说明，是为了举例从雷努夫（Renouf）的《埃及语法》中引来的，它讲清了所有这些方法。

　　这个句子的意义是：“我是从地平线迎其敌人的太阳神。”在这里，动物和物品的图形常常就是放在埃及词中的字母，而词是写在下面的。其余则是真正的图画，这种图画是用来表现它们本来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太阳画的是个图形，下面有个符号“1”，还伴有一把象征神的战斧。其次就是太阳在地平线上的图画。与此并列的是一些用来阐述词义的特定图形：动词“走”是伴有说明性的一双脚，“敌人”这个词的后面是敌人的图像，然后又是标志多数的三条线。

　　显然，埃及人是从那种像美洲野蛮部落所使用的简单象形文字开始的，即使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中，他们仍然用一些图形作为声音符号或字母，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曾十分坚决地完全采用这些符号，一直把这些符号与旧的图像一起采用。

　　不难看出，他们是怎样用图像来表现声音。在我们的插图中可以指出读成“R”的符号。它是张开的口的外形，实际上也常常用来表示口。但是因为埃及词的口是“RO”，这个符号就成了用来表现“RO”或“R”的字母。无论什么地方需要它，都是如此。这就是在一个象形文字句中所能看到的文字史上的一个完整阶段。

　　这些细致写出的象形文字或“圣雕图”是教会和政府的郑重文录；它们为了神圣的目的在埃及继续使用，在希腊王朝以及罗马帝国时期也还在继续使用。事实上，象形文字阅读的秘诀经过许多世纪亡失之后，在托马斯·扬医生所译解的最初的名字中，有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的名字。但是，从极古的时代起，埃及的缮写者们发现：在草纸上书写时，细致地画图是极为繁重的工作。于是就把图像简化为若干能快写的花体字，宛如中国人所制造的文字。由此就出现了“简体象形”文字，如后面图24中所描写的伴有简体象形文字原型的符号就是。然而即使在使用这些符号时，埃及的缮写者们始终也没能多少摆脱早期象形文字的束缚，而抛掉标音符号的多余部分和没用的解释性的图像。这伟大的一步在另外的地方迈出了。

　　塔西佗在他著的《编年史》中有个地方写到文字的起源，他说，埃及最初是借助动物形象来表现意思，这些最古的文字文献可在岩石的雕刻中看到。塔西佗认为，埃及人是文字的发明者，腓尼基的航海者们把这种文字从埃及带到了希腊，而他们却获得了发明者的荣誉，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做了传播的工作。

　　塔西佗的这种证明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其中对腓尼基人作为外国人和不受埃及神圣传说约束的人却能够效法的那种合乎实际的正确思想，缺乏评价。毫无疑问，腓尼基人（或者任何其他的闪米特族）学会了埃及的象形文字，他们看到，和语言的声音标志结合着的那些形象符号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只需要为数不多的一些能够用来在书面上标志语音的符号。最早的所谓腓尼基字母就这样发明出来了。这种文字中的其他字母，或许实际上是埃及符号的仿制品，像在图24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图就是从据说是由鲁瑞编的比较序列中摘出的，这样排列为的是能够看清从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到它的速写形式的简体象形文字，再从它到与腓尼基字母相应的字母的演变，并用现代的字母指出它的意义，还附有形式为大家所熟知的其他类似字母的例子。

　　很明显，最早的字母形成于纪元前十世纪左右，它的符号为莫亚比特人（Moabites）、腓尼基人、以色列人和其他闪米特族所采用。字码或字母的名称本身证明，字母实际上是在这些闪米特族中首先制作出来的。为了了解这一点，就应当注意，它的每一个字母的名称就是某个以它开始的词。这些名称的希伯来文形态，是英文读者从《圣经·诗篇》119中所熟悉的。按顺序，它们称作：a——aleph（牛），b——beth（房子），g——gimel（骆驼），等等。希腊人的字母借用了腓尼基的名称，这些名称跟刚刚转译的欧洲语相似，并且变成了著名的希腊语——alpha，beta，gamma等等。这一事实说明，腓尼基人实际上首次掌握了字母，而希腊人正是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文字艺术。“alphabet”——“字母”这个词就是从那里起源的，因此，它保留着字母是腓尼基人制定的痕迹，这些字母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名称，又从他们那里传到了希腊人和拉丁人中，最后又传给了我们。看看某种字母集是很有趣的。它不仅可以使人按迹探求希腊文和其他显然与它相近的文字如哥特人的和斯拉夫人的文字的历史，而且甚至可得出结论，这些乍一看同我们的文字不相似的，像梵文符号和诺曼人的古文字，起源想必都是共同的。因此，婆罗门写《吠陀经》，穆斯林写《可兰经》，犹太人写“旧约”，基督徒写“新约”，所使用的符号，都是起源于古代埃及神殿墙壁上的图形。

　　但是，文字中发生那样一些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借助细致的比较才能探求这些变化。假如把一张用现代笔体写的英文便条拿给任何一个中国人看，要向他证明这些字起源于图24中描写的古代用腓尼基文，那就不大容易。

　　文字的历史证明，在各个民族中，除了字母中的共同变化外，各个别字母有时也发生改变。腓尼基的字母不能完全符合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的需要，为了较确切地用自己的语言书写，就改变了某些字母并补充了一些新字母；随后，其他的部族也同样自由地补充、抛弃和改变字母及其发音，以便找到表现本族语言的工具。为了使字母适应自己语言的音调，各个部族都形成了十分确切的正字法。意大利人十分满意地确定了二十二个字母，而俄罗斯人则采用了三十六个，英国人有二十六个。

　　发明字母文字是引导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伟大步骤。为了评价它的全部意义，我们只要看一看那样一些部落的低级文化水准就够了：那些部落仍然没有文字，而只是信赖记忆中的传说和生活惯例。他们既不善于像我们借助记录事件那样积累知识，又不善于保留新的观察成果以利于后代。因此，的确，字母文字的出现，就是文明状态和野蛮状态的分界线。 知识跟文字联系得如此紧密，假如说某人是个学者，那么在我们心中对他就会立刻出现一个这样的概念：这是一个读过许多书的人，因为书籍是人们学习的最主要的源泉。早在已经出现珍贵文集的古代，就有了缮写员的特殊职业，他们的工作就是增加书籍。在埃及亚历山大城或在罗马，可以到书肆或书店去买德摩斯梯尼或李维的手稿。在近几世纪里，特别是寺院中的特殊职业者重抄了附有精美插图的宗教书籍。但是，手抄本是珍贵的，只能有少数学者读到它们。毫无疑问，假如不出现增加手抄本的新技术，这仍然是个问题。

　　 这种新技术是一个本身非常简单的过程，事实上从遥远的时代起就是众所周知的。每一个埃及人或巴比伦人，他们把某种黑的东西涂在带有雕刻花纹的宝石戒指或圆筒上，然后印出了图记。他们已经迈出了走向印刷出版的第一步。但是，尽管我们现在感到，这种原理的进一步应用是多么容易，但是在古代却谁也没有想到它。后来是中国人首次想出了在木板上刻整页文字尔后大量印刷的方法。他们可能是在六世纪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到十世纪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了辛勤的书籍印刷方法。中国文字由于它的形体复杂多样而不很适用于活字版印刷，然而事实证明，中国人在较早时期就已经发明了这种方法。他们在十一世纪就已经采用赤陶土预制的或用胶泥烧制的活字版来印刷了。阿拉伯的作家们在十四世纪初记载了中国的印刷术；十分明显，这种技术正是由于阿拉伯人才传入欧洲的。此后，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所谓“木版书”。这类书是按中国方式用整页刻满字的木板印刷出来的。随后很快就出现了借助活动字母印刷的书籍。

　　在古代的研究家和专家之间，很少进行过如此激烈的争论；那就是关于古田别格、福斯特以及其他人在发明印刷出版的崇高荣誉中所应享的一份荣誉问题的争论。这些可敬的人对人类的贡献不论有多大，他们也只是完善了中国人发明的简便方法。从那时以后，在印刷方面有了相当大的改进：铅字减价，有了机制纸，改善了印刷机，把蒸气力应用到印刷上，等等，然而过程的本质仍然是一样的。

　　简言之，印刷出版技术史就是如此。或许，这种印刷出版技术，比任何其他方面更多地决定了我们现代生活与中世纪生活的不同。

　　工具的发展——棍棒，锤子——石片——斧头——马刀，刀——枪矛，短剑，剑——木匠工具——投掷武器，镖抢——投石器，投矛器，弓和箭——吹管，火枪——机械力——四轮车——手挽石磨——钻子——车床——螺旋——水磨和风磨

　　人借助技术来保护和维持自己的生存，并支配他所生活的世界。这种技术首先在于利用工具。因此，本章从工具和武器的简述开始，从最早期的和最粗糙的形式接迹探求它们的发展史。

　　人和所有低等的生物不同，有时称作“使用工具的动物”。一般地说，可以这样来区别，因为这种区别把带着枪矛和斧头的人跟用角来顶撞的牛，或跟用自己的牙齿来做粗木工的海狸相对照。然而看一看猴子是很有教益的。猴类是如此明显，它们长有双手，在这方面和我们最相近，而且也显露出类似利用工具的才能的萌芽。不必人教，它们就会用物质器材进行自卫，例如，像猩猩所做的那样，它们坐在一种果树上，用这种树上带刺的大果实投掷行人。据说，黑猩猩在森林中用石头砸碎坚果，就像在我们的动物园中由看守人教会的猴子所常常做的那样；那些猴子很愿意模仿看守人使用这类和更为复杂的方法。

　　那些天然形成的或只需要最后修整的工具，可以称作最低级的工具。供投掷或捶击用的石头，供切削或刮光用的裂片，用来做木棒和复制品的树枝，供刺穿用的刺或牙齿都是这样的工具。这类工具多半由蒙昧人使用是极为自然的，然而它们在文明世界中有时也仍然继续存在，例如，当我们拿棍子打杀老鼠或蛇的时候，或者当法国南方的妇女们用光滑的圆五手打去扁桃皮的时候，就和动物园中猴子的动作一模一样。人所使用的高级工具显然常是某种经过改善的自然物，而技术是动物毫不理解的那种配制这些工具的方法。因此，人的最好定义是：不是使用工具的生物，而是制作工具的生物。

　　在观察各类工具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们不是由于某种突然的天才的启示而一下于发明出来的，而是发展而成的——几乎可以说，是通过细微的、彼此相继发生的变化而成的。也可以看出，最初用来粗糙地完成几种不同劳作的工具，后来顺着不同的方向变化，最终具有了专门的用途，这样一来，由开头的一种发展成几种不同的工具。

　　刮削木棍准备做铁头矛柄的祖鲁人，先用铁头来利削木棍，然后把这个铁头安装在木柄上。这可以使我们形成这样的概念：多么像早期制造工具。过了许多年代以后，人们才明白，对矛头适合的形式，并非切削的最好形式。当想到铁匠用自己的铁钳为我们拔牙时，我们就会感到可怕，然而我们的祖先却正是这样做的。牙科医师所必需的钳子，实际上是铁匠钳子的变种，只不过是为了专门目的的专门变种。

　　因此，在工具史上，手艺匠的器械不能和猎人或战士的武器完全分开，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发现武器也和器械一样，溯源于某种较早的工具，这种工具同样既用来打碎头颅和椰子，又用来砍树枝和人体的四肢。

　　粗木棍或粗木棒属于最简单的武器，较重的或有节的，就变成了狼牙棒。粗野的战士们特别满意地发现了野生的未完成的多节的狼牙棒，就像在画上看到的赫耳库勒斯肩上的那种一样。但是，也有那样的一些人，他们利用闲暇的时间给狼牙棒作细致的加工，对它的外表精雕细刻，就像我们在博物馆中得自太平洋诸岛的狼牙棒上所见到的那样。经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以后，军用的狼牙棒在中世纪仍然继续存在。当时骑士们仍然相互用自己的沉重棍棒打碎钢盔。狼牙棒多半用作武器，只有某些地方用于和平的手工业上，例如，波里尼西亚群岛的妇女们，借助刻有细槽的粗木棍形的狼牙棒来制作树皮织物。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最粗糙的原始武器形式，经过许多世纪，在战斗中停止使用之后，作为权力的象征，还继续起着社会作用。我们只要举出下面这种情况来看看就行了：在国会或贵族会议开会时，把棍杖放在桌上作为王权的象征。

　　在狼牙棒主要作为武器使用的同时，锤子则主要作为工具使用。锤头的历史是从使用手拿的光滑而沉重的石头开始的，就像非洲的铁匠们用来打铁的那件东西一样；他们在打铁的时候，用另一块光滑的石头作砧子。给石锤安上一个柄，是相当大的改进；这是极为古老时代的事情，正如从那种专为此目的而凿孔的石块上所看到的（图26．i）。虽然这些锤头后来被铁锤代替了，古代使用石头的遗迹却仍然保存在现代语言中。就拿锤头的英语名称“hammer”来说，它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hamarr”，意思是“岩石”和“锤头”。

　　我们从简单的捶击转到剁砍和切削。从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最早时期传到现在的遗留物中，极常见的是带有尖端和锐沿的石器。甚至在古象时期，人已经不满足于偶然遇到的裂片，就已经会砍出两侧锐利的石片。这种砍凿裂石片或其他适用的岩石的技术，是制作石器的基础。石器时代人们为制作工具而砍凿出来的石片，也能有三棱形的，如图 25．b中的澳大利亚短剑那样。但是，从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时代起，就采用了带扁背的较为顺手的形状。燧石（图26．f），连同从它上面劈下的作刀用的裂片e，说明人们如何先劈裂石片或给以加工，随后再制成带有适当背脊的裂片。最好的裂片，不是通过捶击，而是用木制或角制的工具来压挤或钻凿获得的。必须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劈出优美的丹麦型的刀片（图25．C），以及更加精致的锐利的黑曜石片；墨西哥土人的理发馆里通常就用这种石片来剃头刮脸，以致使西班牙的士兵大吃一惊。劈裂后直接得到的石片，可能适于作刀子或矛头（图30．a）。进一步加工，它就可能成为刮刀、箭头或像图26中的锥子。

　　最古的人类部落在大洪水的冲积层中遗留下来的，不只有像图27中所描绘的粗糙的裂片，而且也有一端磨圆的石器工具，这种工具可以作两种用途：尖头可以做凿子，而宽头可作斧子。还没有弄清它们是否安装在柄上，但是发现了这种样品，它们只有一头是尖利的，其余的燧石部分则是光滑的，显然是为凿砍时能用手拿着。周边尖利的样品，如图27所显示的，是向斧头的过渡型，它们的宽头是作砍用的。

　　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使人这样想：这些洪积层时期的人曾经把自己的石器琢磨锐利。因此，他们的石器比起后来的石器时代那些精心制作而且磨得尖利的石斧来是粗糙得多的。“celt”这个词，在英语中是用来标志原始部落和古代部落各种各样和凿子相似的器械；这个词是采自拉丁文“celtis”（凿子）的一个适当的术语。石凿只要安在柄上就变成斧子。巴西森林里的印第安人做的把柄是最简单的，他们选择被水冲圆的合适的砾石，把它的一端磨尖，捆在树枝弯成的环里，如图28中所描绘的那样。另一种粗笨的安装凿子的方法，是把它凿入柄内。这样的工具可以作樵夫或战士的斧头用（参看图28．C，所画的工具得自爱尔兰的一块沼泽地里）。最完善的方法，是在石器的一头钻一个孔，然后把柄安过去，如图28．d中所看到的那样。当石刀的刀刃被横着固定下来，它就成了木匠的手斧，如图28e，这种器械，波里尼西亚人在营造船只时使用。

　　使用金属以后，人们开始采用铜、青铜或铁仿造石制工具。虽然采用了新物质，工具较为轻便了，一般也比较完善了，但仍可明显看出，博物馆中的石斧和石矛头，可以说是较晚时期制造出的金属斧和金属矛头的始祖。当然，金属的采用制作出了石头所不能适应的新的、有益的形式。如果对图29中所描绘的一系列切割器械注意观察，就可以获得某种关于这些重要变化的概念。我们先从埃及的青铜战斧（a）谈起，它跟石斧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青铜大军刀（b）也同时在埃及军人中使用，这种刀属于斧刃一类，而斧柄不是安在背上而是装在下面。这种有利的变化不可能发生在石斧上，因为石斧拿着柄一砍就断了，然而在金属的条件下，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

　　这种成功的改进，引起了下面几类工具和武器的出现：它们的柄固定在宽刃的下面，而这宽对是用来进行砍、切、刺的。

　　像这样的有：图29．C中所介绍的马刀，图29．d中所介绍的普通刀，最后，是各种菜刀和柴刀（图29．e）。这种发展产生了刀刃顶端弯曲而中间凹陷的形式，如图 29．f。可能由此又发展成了镰刀和大镰刀，这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绘图说明了。

　　这些依次相继的阶段，能够提供关于各种不同发展途径的概念；各类锐利的武器通过这些不同的发展途径，各自达到了现在的形式。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一种明显指示：所有这类工具，不论是工作器械还是武器，不论是古代英国人的弯刀还是现代马来人的那种既为了和平目的又为了战斗目的使用的弯屠刀，可能都起源于早期的金属斧，这种金属斧又源自更早的石斧。

　　显然，从早期的石箭头逐渐发展成像在图30中所能看到的另一种武器。在观察那种得自阿德米勒尔蒂群岛的、矛头是由一大块黑曜石裂片构成的矛（a）时，就看得十分清楚，把大部分杆截去，这种矛头就变成了短剑；实际上，这些土著人所制作的短剑，就是没有杆的矛头，因此常常不能确定：在欧洲发现的b形式的刀刃是准备用来做矛呢，还是做短剑呢。

　　石的脆弱性有碍于超过几英寸长的石刀的使用，但采用金属以后，就出现了制造窄长而锐利的刀刃的可能性，于是，带有致命作用的两刃短剑便由此发展起来。在古代埃及的绘画上，我们可以看到用矛和短剑武装起来的战士，同时，这两种武器具有相同形式的刃，甚至短剑可以用带有短柄的长头矛来说明。显然，金属短剑继续加长，就变成双刃宝剑，而这种武器在使用石头的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提供某种关于这种武器如何能够发生的概念，我们绘制了属于北欧青铜器时期的宝剑图形。这种直的双刃宝剑，或只用于砍，或只用于劈，或同时用于又砍又劈。

　　将单面刃的马刀和双面刃的阔剑或刺剑加以对照，我们立刻看到，即使把这两种武器都叫做剑，给这两者安上同样的柄，带上同样的鞘，它们仍然是两种来源不同的武器。马刀是斧的分种，而刺剑则是变形的矛。马刀具有十分适于砍击的形状，而长剑保留有金属工具的性质；长剑是从它的原型——矛那里继承下这种性质的。矛的这种最高型式，大部分用来达到战斗的目的。顺便说一句，矛发展到现代就是刺刀。但是，长剑也作为和平工具而著称，非洲的双刃刀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种显然是从矛头发展来的双刃刀，同时也是器械，我们的外科医师们了解到矛头是这种器械的原型，于是就把它称作小矛或双刃小刀。

　　我们再来谈谈另一类工具。针，即尖头的骨片或燧石片。是这样制作，使它们带尖（图26．g），早期部落的人们拿它们作钻孔器。锯，大概是由成锯齿状的燧石裂片制成的。这种燧石裂片，经过大量加工才成为燧石锯（图26．h）。这样一来，石器时代的人们就有了某些最重要的粗糙原始的手工艺工具。这种工具到金属时代才完善起来。看一看威尔金森（ Wilkinson）的《古代埃及人》中所描绘的埃及木匠工具箱里的东西，是极为有趣的。那里面的青铜手斧、锯、凿于等等，有跟旧石器相似的鲜明痕迹。

　　另一方面，这是埃及工具的汇集，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套希腊和罗马的木匠工具，这些工具和我们今天使用的那些工具极为相近。古代木匠和现代木匠之间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古代的木匠们没有更进一步发明钉子，并且既从未想到在现代建筑事业中具有如此重要作用的螺丝钉，也没有想到像把效能建基于螺旋之上的大螺旋钻和制管用的小螺旋钻那样一些工具。

　　在埃及和亚述这些古代文化水平高的民族中，我们发现技术已经处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才能达到的那种水平之上。在博物馆中，至今仍然可以研究它们的细木匠、石匠、金匠的手艺，这种手艺在技艺和装饰方面，常常可以令现代的手工艺匠人感到惭愧。当然，古代手工艺匠人获得这些成果，必定要付出我们在机器时代的今天所认为的过分浪费的劳动。

　　我们继续研究武器。粗木棍或狼牙棒，变成猎人或战士手中的金属武器，例如，在下面这种场合：祖鲁人在远得惊人的地方投掷他们的圆头狼牙棒，打断羚羊的腿。土耳其人直到现代，战斗时仍然有投掷他们的棍锤的习惯。从用狼牙棒进行娱乐转变到用它来从事战斗，甚至现在，在现代英国的某些乡村中，捕鸟者的小金属棍也是很有名的。从弯曲或弓形的树枝上削下来的那种被压扁的细狼牙棒，由于它投掷起来能够回转而带有杀伤力，很受各族猎人们的喜爱。例如，在绘画上就可以看到古代埃及的捕鸟者们，把扁平而弯曲的金属棍投到野鸭群中。

　　澳大利亚人不只用通常的方法投掷他们的木狼牙棒和斧，而且还会精制并投掷一种具有惊人灵活性的稍微弯曲的特殊的斧。这种斧是一种绰号叫“自归器”的飞去来器，它在飞行中会改变方向，与纸剪成的飞去来器能飞回相同，也能回到投掷者的身边。

　　十分明显，用手投的石头，应该属于最早一类的人类武器。投石器是用来大大加长手臂和加快石头飞行速度的简易器械，它甚至在极端落后的人类部落中都享有盛名，这就说明它起源极为古老。

　　由简单的尖头根做成的最粗陋的矛，在一切蒙昧人中都很闻名。它的尖端常常借助火烤变得比较坚硬。在矛中间，有的是未加工的木棍，有的是多少经过加工削尖的工具——较重的一种适用于刺穿，较轻的一种适用于投掷，而中等重量的矛，则既适用于刺穿，又适用于投掷。预先给矛装上齿或芒刺，以防止它从伤口中脱出，这自然是十分简单的。

　　另一种古代的方法是这样：尖头用相当长的细绳不牢固地缚在杆上，当尖头插入野兽体内时，绳子松开而杆就脱出了，这样伤兽就不能挣断绳子，而且带着它，留下了踪迹。用这种方法，漂在水面上的杆就牵制住受伤的鱼的活动，使人能够跟踪它。

　　用手投矛所能达到的距离，由于采用了特制的投矛器而大大增加了。投矛器的作用很像投石器。在库克（Cook）船长时代, 新喀里多尼亚人借助带指环的短绳来投掷他们的矛，就像罗马的土兵们有一种为了同样目的，固定在他们镖枪杆中央的特殊皮带一样。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宁愿要一至三英尺长的木投矛器，它的一头有一个小木柱或小槽，顶住矛的尾部，另一头拿在手中。图33所画的就是澳大利亚人使用的这类投矛器。它使人产生一种比弓更加原始的印象。实际上，这些粗野的蒙昧人还不知道弓。

　　显然，随着武器的进步，投矛器就不再使用了，因为在那些比古代墨西哥人高的部族中没有发现它。但是，甚至在最近，与其说金属矛在战斗或狩猎中具有重大作用，毋宁说在举行某种仪礼时它常按传统而被使用。

　　正如彼特- 里沃斯所设想的那样，十分明显，弓和箭是从一种比较简单的器械发展来的，那种器械就是安置在架子上的特殊圈套，这个圈套的作用是把梭鏢配在有弹力的树枝上；树枝十分紧张有力，所以当经过的动物碰松它时，梭镖就会随后飞来。这种器械不管人们在弓发明之前是怎样弄到的，总之，它在史前时期就被采用了。箭是普通梭镖的缩形。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发现的古代石箭头（图26．d），证明弓和箭在石器时期已经存在，虽然未必能溯源到冲积期。给箭增添羽翼的技术也像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远，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远到史前时期。

　　最简单的一种长弓跟我们现在作为娱乐而使用的相似，是用一片有弹力的木料制成的。图34．a，所描绘的，就是南美森林部落所使用的未拉紧的带弦弓。所谓鞑靼人或斯基泰人的弓，是拿若干片木料或兽角用胶和筋结合而成。它比普通长弓短，它的弦直接从外向内拉紧固定在弓弧上。这样一来，在拉紧的状态下，图34．b，古代斯基泰人的弓的凸起部分就变成凹形的了。这种弓多半属于北方地区，那里感到缺乏用整片制造长弓所必需的那种柔韧木材。

　　作为战争的武器，弓在欧洲的整个中世纪都一直存在。早在1814年，世界都以惊奇的目光看待哥萨克人的骑兵以弓箭作武装通过巴黎的街道。在弓的发展史中，进一步就是给弓配上水柄或把手，以便能够从容不迫地瞄准，和用一种特殊的引发机来放弦，于是就产生了弩。这看来是发明于东方而在六世纪左右闻名于欧洲的。我们的图34中所描绘的正是它的完善的形式，上面带有一个供拉紧弦用的转柄。这种样式的弓是十六世纪士兵们使用的。直到现在，意大利仍然制造弩。在那里．人们用它来射鸟，不只用箭，而且用弹丸。

　　为了理解金属武器发展中如下的巨大进步，必须回顾一下蒙昧人的生活。南美森林中的印第安人，借助吹管吹放那种放在像筒一样管内的带毒的小梭镖。这种吹管，或类似的称作射箭筒的马来武器，在所有生长又高又粗的芦苇的地方，是很容易发明的。带有简单梭镖或弹丸的吹管，用来猎鸟，也常常看到作为玩具，例如，被我们的孩子们用来射豌豆。中国发明了火药。当火药用于战事的时候，火药的采用很快就把吹管变成一种巨大力量的器具。通过铁管内火药的爆发来迸出子弹，就代替了从前通过芦苇用微弱的力量来吹出子弹。

　　 中世纪早期的步枪，火药是由燃煤的点火器或导火线来点燃的，正像前不久的火炮一样。枪上的点火机后来由轮发机代替了。轮发机又导致了燃发机。和弩比较起来，燃发枪是很有趣的，因为弩上那个被拉紧的弓的职能，在弹簧和引发机的联合装置中，已降低到打火点燃发射子弹的火药的从属地位；而弩的发射物却是以拉紧的弓的放松为直接动力的。弹簧和引发机在较新的枪中还仍然存在；改进的地方是在受鸡头的冲击而点燃的弹筒头上采用了雷酸银。子弹借助于枪膛内的沟槽或螺旋节距而刻下的来复线，以增强飞行的正确性，这是下面那种古代方法的现代变种，即让标枪灵活地旋转或给箭装上羽尾，使标枪或旋转着的箭增强飞行的正确性的方法。现代的圆尖头的子弹，有几分是从圆形弹回到了古代的梭镖或箭，而最后，从枪的后膛尾装药，则是回到了把箭放在蒙昧人的吹管的后孔中的古代方法。

　　猜测人们在哪个时候已发现用手搬滚不动的石头或木头，可以借助粗木棍把它们立起或移动，或滚动两三竿远，或者让它们沿着长而缓的斜坡滚动要比沿着短而陡的斜坡容易，这是毫无益处的。十分明显，杠杆、滚轴和斜面的利用，可溯源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古代的埃及人利用楔子来劈开巨块石头；而令人只能惊奇的是，他们知道滑轮，却从来不用它去装备自己的船只。在亚述的雕刻上，可以看到带有取水桶的进出口的井，也可以看到，人们如何利用杠杆把一只生翼的巨牛搬了起来，把它拉到下面放着滚轴的滑板上。

　　带轮的车，是人在某一时代发明的最重要的机械之一，它大概是在史前时期发明的。为了看一看先进民族在远古时代已经达到的那种技术水平，需要仔细研究一下埃及的战车。这些战车具有带辐条的车轮，轮上装有坚固的箍，并且车轮用锲子紧紧钉在轴上。车箱、车辕和两副挽具证明了同样的技术。

　　如果我们按迹探求人类发明带轮车的过程，去指出我们在埃及战车或罗马战车的创造者那里所看到的那种精细活计，那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是，常常有这种情况：能够找到一些制作粗糙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就好像是技术之早期阶段的再现。古代最简陋的乡村大车，用两个几乎一英尺厚的圆形木作车轮，是用横断的树干做成的，同时，这些圆形物，或者叫车轮，不是在轴上旋转，而是固定在轴上。车轴安放在特制的木限内，或者是在两块窄木板内，或者是穿在车底上的环孔里，同它的一对轮于一起转动，就像小孩儿的玩具车那样。有趣的是，在条件已经改变的情况下，铁路车辆的制造者们又恢复了这种构造。

　　图36所绘的古代车上，轴的四个末端证明，轴和车轮必是一起转的。在像葡萄牙这样一些国家里，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古代靠轴行驶的古典车子．它们是按照同一种原理制造的，于是有根据设想：类似的大车说明，带轮的车是怎样发明的。最初用的是轴，或滾子，是用它们来滚动大石头或其他巨大的重物。我们可以想象，用光滑的树干或圆木做的这类滚子，起初是这样完成的：把它的中间部分削细一些。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两端带着宽圆滚的轴。我们猜想，轴是处在某一种最简陋的梁木架下，并在架下转动的。于是我们就有了一辆最简单的想象中的带轮车。完全可能，类似关于车的第一个概念出现之后，轮就开始单独制造，并把它固定在一个活动的轴上，装上了轮箍。后来，有了轻便的车轮和光滑的轮座，于是车轮就在不动的轴上转动了。当然，所有这些，无非是一种想象，但是，无论如何，它使我们的头脑完全清楚了车的本质。

　　另一种古代的工具是磨。最粗野的蒙昧部落有一种经常放在手边的简单有效的工具，用来研磨涂染身体的木炭和赭石，或用来做较为有益的工作——粉碎蒙昧人所食用的野谷粒。全部器具是由一块手中能掌握的稍圆的石头和一块作为不动的磨盘，这是一些较大的带深洼的石头。有趣的是：我们今天仍然使用的带样的臼，和这种原始型的器具非常相近。使用杵和臼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它们用两种方式工作，把放在臼中的东西，或者用杵捣碎，或者用杵研成粉末。